一个时代问题摆在眼前。
联合国所发布的《2024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》报告预计，“美国等几个大型发达经济体在2024年的经济增长将放缓，而许多发展中国家，也将面临金融条件收紧，财政空间缩小和外部需求疲软的问题，短期增长前景恶化”。
于是，在过去的10个月中，各国中央银行各自发力，对抗通货膨胀或紧缩。
但世界仍处于愈发破碎的状态，时而爆发的冲突对抗，可能切断全球供应链。这一切，都持续冲击着人们的信心。
到底如何才能获得更好的生活?经济如何能够获得真正长久的增长，而不是虚假的繁荣?
生活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，全世界都迫切地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。
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告诉我们，以上因素都非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与基础，他们给出的答案是：制度——只有依赖于一种“好”的制度策略，前述所有因素才能发挥正向作用。
当地时间2024年10月14日，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，将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·阿西莫格鲁(Daron Acemoglu)、西蒙·约翰逊(Simon Johnson)和詹姆斯·罗宾逊(James Robinson)三位经济学家，以表彰他们对“制度如何塑造并影响繁荣”这一议题的研究。
问题是，如何把蛋糕做大，如何做出一个更能创造经济持续增长的分配模型，让绝大多数人，都能“好好”地活着?
01
国家贫富，500年逆转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首先要回答，“为什么是制度”，而不是地理、文化、技术、资源或者人口?
要证明制度与繁荣之间存在必然线性的因果关系，其实很难，因为，现存的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在太多方面存在差异。
但这次，诺奖得主们，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。
他们将城市化水平与人口密度定为繁荣与否的近似标准，然后把目光投射在了那些曾经的殖民地上。
在这个框架里，他们采用统计分析的方式，探究城市化水平、人口密度两者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，以对比1500年与现代的繁荣程度。
结果非常有趣：许多在1500年时相对富裕的国家，500年后反而变得相对贫穷。
也就是说，国家之间的贫富，在约500年里产生了整体逆转。
而其他学者的质性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点，比如麦迪逊在2001年的研究中就提到，印度、印尼、巴西和墨西哥，在公元1500年到1700年时，要比美国更加富裕。
500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导致国家财富发生了相对逆转?
诺奖得主们做了几组数据分析，比较1500年时城市化水平较低与较高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发展轨迹，比较具体国家随时间变化的城市化水平程度，也比较不同国家随时间变化的工业化水平。
统计结果表明，逆转的时机大致发生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，并且与工业化程度有关。这个时间点，世界正面临着两件事，一件是航海冒险、殖民掠夺，一件是工业革命。
而有趣的是，如果把殖民化前几个世纪的城市化水平与时间曲线拉出来对比的话，还会发现，国家相对财富并没有发生此类逆转，即原本富裕、城市化水平更高的国家，持续保持其相对优势。同理，未被殖民过的地区，也没有产生类似逆转。
统计结果推论到此，根据已有的国家财富解释假说，诺奖得主们把更多目光放置在殖民上，建立了一个新的模型。
在这个部分，他们做了复杂的数学公式与数据回归分析，将制度、工业化水平与国家早期GDP等数据全部纳入讨论框架。
最终统计结果表明，是制度差别导致了贫富状况的逆转。
结合历史资料与统计结果，他们认为，“殖民”打断了被殖民地区的社会组织方式。欧洲人受地区总体环境影响(地区早期的繁荣程度与人口密度)，有意或无意采取了不同的殖民策略，最终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结果。
02
采掘性制度与包容性制度
链条已经建立起来。
在模型中，诺奖得主们其实已经探讨了更细致的问题，即什么样的制度能够促进更长久的经济结果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的制度不仅仅是指政治制度，还包含着经济制度等一整套社会组织形态。
对比不同的殖民地历史与数据，他们发现，在早期相对富庶地区，欧洲殖民主义反而建立起了采掘性制度。
因为这些地区往往人口众多，资源众多，进行简单的抢劫，资源掠夺或者剥削，更具有经济意义。比如，用军事力量逼迫劳动密集型地区的大量当地人从事种植业和采矿业——往往只有强权能够压迫劳工在工资低廉的情况下进行艰苦劳动。
也就意味着，在这些地区，权力往往集中在少数人手中，少数人通过强权从广大民众口袋里捞取资源，而大多数人得不到有效的财产权利保护。
在这些地区，殖民者只挖掘，不建设，以短期利益为主。
而原本人烟稀少、相对贫困的地区，建立包容性治理形式，至少有两个可能性。
一个是彼时的欧洲人更倾向于移民定居，移民者会本能地要求原有的财产保护权利;另一个是人烟稀少，掠夺性制度不具备经济优势，甚至代价高昂，如果激励定居者工作并投资自己的家园，经济效益更可观。
一个更为直接解释制度与其经济结果关联的例子，则是横跨墨西哥与美国的诺加里斯市。
诺加里斯在历史中被一分为二，美墨边境的栅栏往北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诺加里斯，而南边，则是墨西哥索诺拉州的诺加里斯。变量几乎是“天然”控制好的，殖民前的两个地区，其原始地理、人文、经济条件和社会组织形式类似。
但从结果来看，生活在北边的居民人均寿命更长，大多数儿童拥有更高的学历，财产权安全，居民知道他们将从投资中获得大部分好处;
而南边的居民则总体上比北部居民贫穷许多，犯罪与腐败并行。
变化，则发生在西班牙和英国分别对南北两部分地区实施殖民时期，那时，它们分别为当地引入了采掘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。颠倒的制度，长久地对地区发展产生影响。
研究殖民地历史并不是为了判断“殖民”本身是好是坏，也不是为了判断哪一个地区的殖民者是好是坏，而是“殖民”恰好提供了一个“不同策略影响发展结果”的客观研究案例，是引入制度视角解释经济发展的一个契机。
至此，诺奖得主们已经得出了结论，以剥削大众为基础建立的机构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，而包容性制度则能为大众创造长期利益。
03
分享的发生，制度的繁荣
接下来需要解释的问题只剩——制度如何影响经济结果，以及为何这样的影响存在持续性?
把结论先放在前面。
在经济学中，一个普遍的解释是，经济增长需要创新与资本积累。
这次，诺奖得主们认为，在诸如此类经济增长因素面前，制度所扮演的角色是，保证它们正常进行，以最大程度发挥作用。
一个保护产权、法治良好，市场竞争完全的制度环境，能够保障其中的创新者、投资者，去获得创新、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回报。
因为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权力是被分享的，权利是被保障的，推导出来其经济结果更容易被分享的。
作为个体本身，会更加愿意去进行创新与投资，同时，环境也会动员更多人进入市场，参与经济活动。每个细胞都动起来，整体也就动起来。
道理很简单，一个不被赋予自由度和包容性的种植园奴隶，很难设想机器收割。
一个原因是，机器收割会挤占掉自己的利益，更遑论为其提供额外的经济回报——机器只会为种植园主创收;另一个原因则是，繁重的劳动让其没有闲暇时间去思考创新。
在诺奖得主们看来，历史同样证明了这一点。那些建立了包容性制度的国家或地区，更易于抓住工业革命的机会，而那些处于被“采掘”状态的原始富庶地区，则“无力”以整体姿态承接工业革命的洪流。
因为所有的财富与权力，都掌握在精英手中。面对技术变革，精英们反而能利用手中已经拥有的资本，实现更高速增长的资本回报。
比如，人工智能与自动化设备本身并不具备“好”或“坏”的性质，关键看人怎么用。
阿西莫格鲁就提到，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导致劳动与资本的分配不均，但如果技术进步偏向于取代人力，而不是增强人力，那么就会加剧收入不平等，出现行业或平台垄断的情况。
所以，我们需要一种，确保技术进步或资本积累的成果能够被广泛分享的包容性制度框架，以实现总体向上的生活状态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制度几乎是人口数量、技术水平、地理位置等其他可能影响经济发展因素的“垫脚石”。把石块堆起，国家或地区拥有了一条道路，让后续所有因素朝着某个方向驶去，长期繁荣或者短期繁荣。
驾驶的汽车，总有惯性。汽车运行后，不是不可能踩下刹车，摆脱采取采掘性制度的机构以减少贫困，只是路径依赖会让改革显得非常困难。
采掘性机构的特点是，少部分精英掌握了资源的分配权力，也掌握了最多的资源。在权力集中这一前提下，诺奖得主提到统治精英与民众之间存在彼此怀疑。
只要精英依然在政治上占据高位，民众们就不会相信经济改革能够兑现共同受益的承诺——局势平静下来后，有可能回到往日的模式。除非民众有权力“剥夺”不信守经济承诺精英的高位。
而本受益于原经济制度的统治精英们也不相信，民众会保障或补偿改革后的损失，会尝试先采取措施安抚受损阶层。
于是，除非受损阶层拥有足够大的能量进行反抗，否则制度变迁总是很难发生。也就是说，制度变迁，并不由效率所主导。
但受损阶层最终成功分享权力的案例也比比皆是，这一论证过程与西欧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吻合——当精英们无法应对革命威胁时，只能选择分享权力，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制度，保障个人财产权利，通过税收、社会保障体系等方式，缩小收入不平等。
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形势，似乎我们所需要的，不过是一个更包容、更具“普遍分享性”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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